历史的求真与求解 | 许纪霖作品集研讨会实录（上）
▲光启读书会第十三期现场
2018年4月18日，“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许纪霖作品集》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会议由苏智良教授主持，许纪霖教授作主题引言，与会学者姜义华、陈兼、萧功秦、陶飞亚、刘昶、杨国强、姚大力、姜进、周武、瞿骏、沈洁、张洪彬、张济顺、陈恒交流发言。现分三期推出读书会实录，以飨读者。本期为实录一。
苏智良：各位学者，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这里是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者中心，首先要介绍我们这个中心的主任，陈兼教授。
今天莅临的嘉宾有，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老会长姜义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上海大学教授陶飞亚；上海纽约大学教授陈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沈洁；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张洪彬。
今天还有不少学者来旁听，也有各个学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欢迎大家莅临。
今天的主题是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在座的学者除了像姜老师这样的前辈，我们大多是77、78级，今天举行这样一个研讨，我自己感觉蛮有意义。今天这个会的副标题是《许纪霖作品集》的讨论。我与许老师有幸曾共事五年，1997年许纪霖教授到上海师范大学，一直到2002年，整整五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高教史上比较艰苦的岁月。我们首先请许纪霖教授作为引言人发言，然后我们各自发表高见。
▲苏智良教授
许纪霖：此刻我心里有点小激动，因为这个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诚惶诚恐，我在上海师大工作了五年，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快活的五年之一，因为很自由，心情很舒畅，而且给我充分的自由。今天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又办了这样一场活动，这对我来说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因为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前两天也是我作为77级学生入校40年，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如果说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假如可以从入校这一刻算起，我也虚度光阴了四十年，本来这四十年写的一些东西惨不忍睹，但是今天有这么多学界师长和朋友，今天过来参加，对我来说大概以后回忆录要专门花一节来记载这个盛事。 我要特别感谢陈恒校长、陈兼主任、智良兄，光启这三架马车。
我这些年研究的主要三个方向，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第三个是上海的城市文化。我是狐狸型学者，但一个研讨会最好有一个话题的聚焦，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谈一个大家都能谈的题目，这就是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没有资格谈这个题目的，因为我本科、研究生都不是历史系的，学的是政治思想史。后来阴差阳错，让我不是历史系，没有拿过历史系文凭的能够进入上师大历史系，这都是抬举我，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竟然混进历史学界。
从历史学的学术根底来说，还是比不上在座各位。但是在这些年和我们各位朋友在历史学界共同研讨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心得，特别是对于何为历史学积累了小小的心得，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心得。今天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题目，让我引言，我抛出一个题目，希望得到各位同道的回应，一道来解惑。
在作品集的总序里面我引用了梁漱溟先生当年一句话：我不是学问中人，是问题中人，我觉得我也是。我是带着很多内心的问题——就像我第一本书名叫《无穷的困惑》——进入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海洋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我今天的引言，起了一个小题目，叫做《历史学的三重境界》，从三重境界出发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是搞史学理论，所以我不是从史学理论角度讨论何为历史学，而是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困惑中来讨论这个话题，来重新理解何为历史学、历史学的使命在哪里。
我所理解的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是四个W和一个H。四个W是When、Where、Who、What、Why,H就是how。历史学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四个W，它研究的是具体的史实问题。第二重境界是How，历史中某一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这涉及到整体的真相。历史学还有第三重境界，这叫做Why，为什么会这样，也涉及意义问题。这是我理解的历史学三重境界。
先说第一重境界。四个W，这都是个别的史实，都有确切的真相，中共“一大”到底什么时候开的？最后经过考证，一定有一个确切真实所在，这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实证主义方式加以解决。这些年史学界的许多同行和学生主要致力于这样四个W的研究。但是W与W之间整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过去是有一些大叙事构成的，当这些大叙事解体以后，历史学如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所谓碎片化，从历史学的三重境界来说，就是停留在支离破碎的第一重境界。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第一重境界进入第二重境界How呢？一个历史的整体是怎么样的，这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事实。作为个别的真相，客观事实只有一个，但是整体的真相不会只有一个，而是多个。我把它称为“多元复合的真相”。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客观的历史，所有的都是主观的叙事，只有叙述得好不好，不在于真不真。我并不像他走得这么远，以至于会认为历史学和文学没有差异，都只是叙事而已，我还是认为有真相，但是一旦涉及到整体的历史，真相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是多元复合的真相。
柯文写过《历史三调》，里面写了关于义和团的三种不同的叙事，第一是当事人的记忆，第二是历史学家关于义和团的叙述，第三重是这一百多年来各种意识形态构成的有关义和团的神话。当我们还原它的时候，实际上真相没有那么简单，而是多重复合。有记忆必有遗忘，没有遗忘就没有记忆，记忆一定是选择性的，即使是历史的记忆，也必定要和遗忘了什么、遮蔽了什么联系起来看，遮蔽以后才有呈现。问题是我们怎么构成、还原一个历史真相呢。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就整体的意义来说，这就像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一样，你要通过不同人的叙述才能拼凑起一个真相，在各种相互冲突的记忆叙事中寻找真相。比如，《新青年》杂志在一百年前到底有多大影响？
过去认为1918年以后《新青年》整个占据了主流，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但是现在包括王奇生、瞿骏等人的很多研究发现，《新青年》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许多地方城镇青年日记里读的书报杂志，还是《东方杂志》《改造》《学灯》《晨报副刊》等，《新青年》只是其中一种，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大。各种各样不同的历史记忆，都构成了历史真相的一部分。你取什么样的样本，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人文学不是社会学，社会学搞一个抽样，建构成客观的事实。但今天即使是社会学的抽样调查，也可能失真。无论是样本，还是调查问卷所依赖的理论预设，都会污染客观性。连社会学都没有客观性，何况历史学！任何一种史学的结论，都是某个角度的观察，有其所长，也有其限制，有一定的解释半径，离开了这个解释半径，其解释的边际效应就有递减。因此，要警惕的是对自己研究有效性的无限自信，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研究结果，有时候对手不一定是错的，仅仅是角度不一样。
历史学的整体真相就是一头大象，我们每个历史学者都是瞎子摸象，每个人摸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你摸的是大腿，我摸的是鼻子，从局部来说都是对的，但并非可代表整体。整体的真相是一个无穷的探索过程，你可以不断接近它，却无法穷尽它。我们做的都是瞎子摸象的工作，这也是人文学的魅力，如果人文学像科学一样这么靠谱，它就没有魅力了。恰恰整体的历史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真相，有无限的开放性，这才让每一代历史学者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感到它魅力无限。这是历史学的第二重境界。
现在很多学生做具体的研究不错，但背后缺乏对整体历史真相的理解。有专业知识，但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而历史的整体真相，是要借助许多背景知识而建构的。个别的历史真实，如果无法放在整体的历史里面寻找位置，没有位置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比如，如今有不少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生，根据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论文，我们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师常常感到，虽然他们运用的档案都是真的，但他们描述的整体历史好像是虚假的，与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当年感受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是学生做的功夫不到家，而是因为他缺乏对第二重境界的理解，缺乏那个时代的整体知识。
历史学的第三重境界就是Why，何以如此？“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史学不是文学，不能光凭想象，一定要借助对个别和整体历史有客观的了解，才能求解。没有第一、第二境界直接到第三境界，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是披着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神话，或者是文学的神话。
我个人的看法，历史学家，不仅在于求真，而且在于求解。“何以如此”，是我理解中的历史学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中国古老的以古鉴今传统，司马光留下的资治通鉴传统。
胡适讲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乃是一种问题意识。胡适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相信最后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得到一个十分可靠甚至唯一的解释；我不是科学主义者，在我看来，恰恰这个问题是具有开放性的，虽然借助了很多客观背景，但是有主观意识，它的答案可以是多元的。
在史学的第三重境界中，问题意识是最核心的。不要以为有了理论，就有了深度，理论只是观察和思考的工具，它不能代替历史学家本身的洞见。今年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陈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不是理论，而是无法之法，都是洞见。洞见一定来自好的问题意识。我这几年，一直讲一个看法，究竟是陈景润伟大，还是哥德巴赫伟大？哥德巴赫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形成了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他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陈景润可以证明到1+2,1+1至今还无人能够证明。
在我看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而是提出问题的高手。能够提出问题，就是拥有设定议题的人物，接下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都会围绕这些问题来讨论，这才是学术研究中的大家。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都是这样的设置问题最强的大师。
在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我最敬佩的大师是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他的研究方法，我称之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他不满足于史学的第一和第二重境界，总是追问究竟何以如此？这样的研究方法深得吾心。
要有问题意识，首先需要有关怀。关怀越是强烈，越能够构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历史学就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我们都不可能活在昨天，而是活在当下，你对当下的感受和理解最深刻，也越能理解历史。所谓的问题意识，就是以今天的深刻感受，去追问历史。德国的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有一套理论，他说所有的文本都是今天和昨天的“视野交融”。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的：史学是客观的，但是真正要理解和阐释它的话，它离不开你今天的关怀，离不开你今天的问题意识。这是我理解的历史学的第三重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
▲许纪霖
苏智良：纪霖教授今天的引言用现在年轻人的一句话来说是“有点高大上”。他很谦虚，说自己不是历史学中人，但是他今天谈了历史学非常核心的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我也非常佩服许纪霖兄的悟性和才气，他今天的引言是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对自己历史学研究的总结。
姜义华：我和纪霖已共事了二十几年。他是我们上海史学界有名的才子，悟性高，文章写的也很棒，大部分作品我都看过，虽然没有仔细研读和学习，还是比较熟悉。今天是读书会，事先把他的作品集读了一下，当然也没有读得很认真。今天我就想谈一个问题，也是纪霖这些年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纪霖特别强调文明与文化的区分，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注意了文明，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关注到文化。
从读他最初的文章开始，看他的著作，我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剧在什么地方？陈独秀、胡适、杜亚泉、张君劢等等，中国这些知识分子都曾经想救国救民，但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不已。我想问：文化自觉究竟是什么自觉？关键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今天要解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什么成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那么几十个人，经过不到一百年发展到近九千万党员，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真正的秘诀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觉、觉悟究竟是什么？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出了一本《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我认为，像鲁迅那样真正看清中国文化自觉核心问题的，很少很少。鲁迅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的农民。而实践中，力求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那批共产党人。
他们从城市走到农村去，走到中国文化积淀最深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中去。中国文化的真正觉醒，就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觉醒，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走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和他们在解放自己中一道觉醒。
不久前，《文化纵横》发了我一篇文章，谈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时，千万不要忘记最大的功臣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各种罗网中解放出来，参与了这段历史的创造。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的农民，这几亿农民工进城，才有了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个局面。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忙着发展经济，它的底气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底气来自我们的土地。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批租，形成土地财政；国家也是利用对土地的支配权，造高铁，造那么多基础设施。土地也是来自农民，来自农村，这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又一大贡献。
马克思当年所研究的工业化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联系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开始怀疑这个结论。他在做《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为什么放下来，转过来研究东方社会？他写给俄国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写了几稿，那几封长信最后还是没有拿出去，他觉得不成熟，因为他深感对东方社会了解太少。对中国，他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接触。中国这个小农国家，对他来说是非常生疏的地方，没有多少材料让他作专门研究。
而小农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差异确确实实非常之大。这一次人代会结束时，习近平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回过来讨论中国文化，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总是在否定自己、批评自己，不相信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潜在的文化爆发力。
毛泽东的成功，是抓住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的成功，也是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今天新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同样要抓住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中国的小农是纪霖讲的家国天下的真正基础，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一贯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乡村为单位，以家族为单位，家国是联在一起的，这一点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的文化，近代以来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重视。因为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逻辑，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否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功，邓小平为什么成功，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具有极大潜在力量的文化。所以，用20世纪30年代十大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来代表中国文化的自觉，我觉得没有找准。
当时，真正找准的是毛泽东，他把农民发动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出来，把它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中华文明那么长时间可以走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前面，经历了动乱以后，它又经过重新整合，重新建立起来。近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农村，忽视了农民，不承认他们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一支最宏大、最积极的力量。他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给我们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我们重新关注中国自己的话语权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积淀在中国农民身上、积淀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姜义华教授
苏智良：这也是姜老师长期以来考虑的问题。
陈兼：刚才许纪霖兄说“今天有点小小的激动”，我却有很深的感应，是大大的激动。做历史的人有一个特点，每当做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不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所以，读你的书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一个不同的许纪霖。我们前几次见面说话，都是吃饭的时候，有各种感慨、各种牢骚、各种观察、各种辩论，但是今天不同。你说是非正式讲话，实际上任何人听了都发现这是一篇多么有洞见的演说。在心灵的一片阴暗的天空中，你燃起的是一支明烛。
知识的路径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一路走过去的话，你会不断有所发现，也会不断有所反思，也是不断对自己思考的质询。我做历史那么多年后，其实对“客观”和“求真”已经越来越不自信，也越来越怀疑。想不到，纪霖兄你这么一位历史大家，直到今天还这么执着地追求这两条，而且还说，这是可以达到的。如果你这位大家都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
讲到你谈到的第二层次，历史研究的整体意识，人们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但你仍然对在这一点上达到一种主流性看法保有信心。你讲到学问之人和问题之人时，我就在想，许纪霖难道不是这两者的统一吗？我自以为是做学问之人，但我是有问题意识的，只是，我不敢说自己是“问题之人”，这方面你是走在我们前面的。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心中其实有很多感慨。二十多年前冷战结束的时候，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那当中包含着的，是一种狂妄、一种自信、一种面对历史时一览众山小的气派。他把美国人的那种“我们是山巅之城”的自我定位发挥到了极致。二十多年过去了，福山再也不敢说那样的话了。同这种信心和傲慢的解体不无关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论，公然对全球化提出挑战。
特朗普现象的背后，透露出的不仅是同政治保守主义纠缠一起的“反智主义”的猖獗，更是本应以批判性独立思考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的式微。特朗普居然敢对着美国民主引以为傲的支柱之一，也就是独立媒体，破口大骂，称之为The FAKA NEWS (假新闻)，而一大批美国民众对此居然无动于衷。
▲特朗普
这是如何发生的？面对这一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教条化、思想极端贫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对实际上已日益空洞化的“自由主义价值”念经般的宣扬。他们本来是应该掌控关于历史叙述或者历史大叙述构建的主导权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我自己也参与其中——曾心向往之的所谓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以及美国文明/美国文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虚空化。
回过头去看，这二十几年来，我们还曾在美国文化及文明、乃至西方文化及文明中发现让我们拍案惊奇的原创性的思想巨著吗？这上面的缺失，不仅是美国文明的悲哀，西方文明的悲哀，这是另外一种“终结”，也就是纪霖兄你刚才讲到的历史求真求解那样一种真性情的终结。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我最近有一种感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今天的中国，它正被遗忘，正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清除出去。但很多时候，我怎么竟然发现，原来“文革”的某些现象也是可以在别的文明中滋生出来的。“政治正确性”挂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先”，难道不是“文革”期间我们曾经耳濡目染、那么熟悉的那种情形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重演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我心中笼罩了那么一片巨大的黑暗。黑暗，哪里能轻易驱散，即便有纪霖兄点燃了这一支明烛，它所照亮的也只是很小的一片知识空间。但有它，总比没有它好。所以，我说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时光流转，怎么纪霖兄又把我们不仅带回到九十年代的那种时光，某种意义上，甚至让我开始重温我们在八十年代时的经历。还记得，那几年，在严博非牵头之下，我们集结到安福路上的那座小楼，喝着廉价的啤酒，嚼着花生米、五香豆，开始海阔天空、胡说八道，引发出那么多的思想冲撞。
又要讲到求真求解，我心中为什么会有那一大片黑暗？历史求真，需要有一种求真的信念，同时也需要有一种基本的规范和规则。纪霖兄还有一个讲法极具洞见，那就是工匠精神。今天，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独生子女社会和各种考试文化肆虐的情境下，再加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丰富，人们早已摆脱了日常生活中对贫困的恐惧，还有必要坚持“工匠精神”吗？
有一句话广为流传：一个不能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所以人人争当元帅。但请问，一个当不好士兵的士兵，怎么当一个元帅？什么是好士兵？其实就是工匠精神。做历史也一样。什么是求真？从规则规范的层面来讲，就叫作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各方面对历史过去的深入及透彻的挖掘。
刚才提到了王笛，我其实能理解他何以会肯定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其说，他是在肯定碎片化，不如说，他是在肯定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但肯定碎片化就能召唤回工匠精神吗？这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王笛兄的一个误区。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会去召唤工匠精神？这本身正说明，工匠精神早已远去，那恐怕是召唤不回来的。那已是一个远去的时代。
纪霖兄，你这个家伙真是厉害，眼光毒，嘴巴刁。我上次给你看了我写的《追忆孔飞力》的稿子，你给我写了一段评论，眼光真毒。你说：陈兼，你写的是孔飞力“他们的远去的时代”，实际上也是在写你自己。
▲孔飞力
为什么你会窥见这一点呢，难道不是因为你我是同道之人吗？
工匠精神已经失落，不仅限于中国。讲到学术规则规范，在国际学术界，我其实有过一个说法，我说，在这上面，就像“民主”和“自由价值”已被广泛庸俗化一样，在学术层面，所谓“求真”“求解”，以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从历史研究碎片化中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可怕的庸俗化或蜕化。
讲到底，什么算得上是“求真”“求解”的好的历史研究？在美国，在历史专业研究范围内，这难道不是要由做历史的人们自己来规定的吗？大学教职的评定，难道不是要由其他教书的人来决定的吗？各种升迁和“终身教职”的评定，难道不是要由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们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的吗？国内其实也是如此，所有的评奖，以及院士、长江学者的评定，不都是这样吗？他们的“质量”，决定着历史研究的质量。
当庸俗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当他们自己都再无“求真”“求解”的追求时，能指望他们会干出超越自我的好事情吗？
最近，我就碰到一件让我很尴尬的事情。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位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朝鲜问题专家的一本书，讲的是朝鲜革命与世界的关系。这件事为什么让我尴尬呢？因为我曾是这本书的评审人。我读这本书的稿子时，主要针对作者引用的中方资料，写了22页的同行评审报告，指出了好多错误，提出了好多问题。结果，他改了，这本书的出版推迟了一年。
书出来时，我写了一段很长的赞语。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位常青藤大学的讲座教授，居然在引用俄文资料时玩了花招。他其实不怎么懂俄文，他在书中大量引用的俄文资料，其实是一位匈牙利学者从俄国和东欧档案发掘出来的。但他不引这位匈牙利学者的著作，而是直接引用了原始档案。这已经“犯规”了，但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为了避免人家发现这种犯规，又创造性地“引用”了一些在那位匈牙利学者著作中没有的东西。这也罢了，他居然还自作聪明地“引用”了很多其实在档案中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原始材料”。
这件匈牙利学者先是说他抄袭，人家说不是抄袭，很多东西是你书里没有的。结果，这个匈牙利学者发火了。他曾到华东师大来过，是沈志华请他来当访问学者的。这个人，一看样子就是那种特别“较真”、不能随便得罪的人。
结果，他跑到档案馆里面查了一遍，上穷碧落下黄泉，把抄袭的、抄错的、引申的以及档案中其实根本没有的东西都列了一张表，有上百处。从道理上来讲，这件事是极为严重的学术犯规，本来是需要杀鸡儆猴来处理的。但除了这位著名学者获得的费正清奖后来被取消外，他所属的那所常青藤名校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让我在这里讲句大白话，求真和求解其实不仅是学术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不仅是学术问题，首先也是政治问题，普天之下都是如此。对我这样做历史的人来说，《资治通鉴》是一种境界。什么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就是为当今合法性叙述的构建提供历史的参照和依据，这在中国尤其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充满着写史的传统，有正史，但也必有野史，为什么？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化的历史叙述，也是对合法性叙述构建权力的一种竞争。
这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一条线索。实际上，政治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本来是中华文化、中国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从历史叙述开始的。毛泽东也是如此，最喜欢从中国文史典籍中为当下的政策寻找合法性依据。我最近看了纪霖兄送给我的严博非那篇关于文革思想起源的文章。
其实，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能只从西方思想史这条线上去寻找。从马克思到巴黎公社经验、到列宁等等不是没有影响，但这在毛那里，更多地是一种装点和装饰，那是毛泽东“拿来”用的，他读马列都是“急就章”，他读得最多、最透彻的还是中国的文史典籍。正是在那些地方，他找到了关于中国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最基本的合法性依据。我们都知道，毛为了说明“一大二公”是做得到的，把《张鲁传》也给搬出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刚才姜老师讲到的很多话，我都很有同感，但有一条，我有不同看法。毛主席确实大讲动员农民，但他更讲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归根结底，农民是搞革命的，但农民不是指引历史前进方向的，也绝对不会产生超越性的看法。这就涉及到中国革命时代的一个巨大“悖论”。我们看到，中国革命时代永远都在说，要创造一个新世界。问题在于，你在哪里才能找到创造新世界的手段？除了从那个要被摧毁的旧世界里，又从哪里去寻找？
毛说，不破不立。但是破了之后却发现，居然把要创新的手段也给破了。结果，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之后，怎么又回到原点？这就是为什么心中会充满着那么一片昏暗，怎么感到前行之路如此茫茫，怎么感到三十年、四十年的种种努力之后，历史转了一个大圈，怎么很多方面又回去了？自以为取得的那些重大建树哪里去了？怎么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路在何方？纪霖兄，听了你今天一席话，你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居然还会有如此的信念和信心，还能讲出那么一篇令我感到茅塞顿开的话。我只能说，我佩服你，我感谢你，希望你继续提携我们，在历史研究上，在学识上，在问题意识上，在对于伟大前景的信心上，提携我们。纪霖兄，我在这里向你求教，拜托了。
▲陈兼教授
苏智良：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校长朱自强教授一定要请陈兼教授担任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的主任，他是经常来往于太平洋两岸的一个飞人，他刚才的话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
萧功秦：今天这个座谈会我想到一个问题，两百年以来到当今的中国历史，是不是可以从整体上予以把握？是不是可以把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代打通，作出通盘的、整体性的解释？我们往往可以把某个历史的局部研究得很精致，但会陷于碎片化的困境。许纪霖先生刚才发言说，研究历史需要有问题意识，事实上，我个人对此也很有体会，如果我们头脑中有一个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从这一问题意识入手，始终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来观察历史，在一以贯之地回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就会形成以这一问题为中心的对两百年历史的整体的理解，碎片化的倾向也能得到克服。
当然，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视角，因而也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研究线索，也可以形成对整体意识的不同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多元性。在我看来，问题意识是克服碎片化困境的关键。下面我就如何宏观地整体地理解二百年的历史，发表一点心得。供大家考虑。
应该说两百年可以从1816年开始，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嘉靖皇帝拒绝了来自英国的使者阿美士德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原因是阿美士德不肯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拒绝之后，让人给阿美士德送去一封带给英国国王的信，大意是这样说的：你们国家那么老远，来一次太不方便，以后也就别来了，你们只要把你们老百姓管好，我作为天子就放心了。
当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之后，中国皇帝的这种态度，表明一种严重的观念的倒错，从此开始，中国清王朝就开始面临巨大挑战，中国近代的不祥命运，也就从这时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不断被强大的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文明打败，并受尽屈辱中重新认识世界并作出自我调适的历史。
当我们这个民族在面对西方挑战的过程当中，它最早的统治者，也就是中国的清王朝统治者，自然要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帝制与传统官僚系统，来应对西方的挑战，而这一应对挑战的过程，客观上就展示为中国自觉与不自觉的现代化历程。
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最为便捷的走向现代化的富强路径，通过运用皇帝的传统权威，利用官僚政治的系统，推行适应性的新政策，通过制度创新，旧瓶装新酒，逐渐发展为开明专制主义体制。实际上，明治时期的日本，俄国的卡德林娜女皇，德国的威廉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是走这条旧瓶装新酒的帝制改革之路。一个超级规模的农业国家，走向现代化更需要一种开明权威引导下的变革，并运用传统的权威来发展现代化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多民族共存的传统国家不致于分裂。
然而，中国实际上发生的，并不是这样合乎历史逻辑的道路，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情况是，旧王朝在七十年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以后，从辛亥革命到毛泽东、邓小平，走的是在旧制度崩溃以后，在权威缺失的环境中，通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不同的困境，运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来尝试推进现代化的漫长历史过程。而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建立起一种强大的、开明的、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强势政府与国家。
因此，用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历史选择的这么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是一部重新寻找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国家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中国这样的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必须要有一个强势权威主导下的强势政府；其次，这个政府与政治权威又必须具有开明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导向。必须同时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中国才能在保持统一的情况下，走向现代化，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很不容易。
可以说，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七十年，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专制体制的开明专制化，但是这个过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就失败了，因此出现了第二次政治选择。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制，虽然搞的是多党竞争，权力分立，地方分权，但这一体制是勉强凑合起来的，精英之间缺乏共识，临时约法体制又难以操作，这一体制与后发展国家要求的强势政府逻辑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
▲鸦片战争影像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这种强人政治主张发展实业，引入先进教育，建立起商法与民法的游戏规则，具有开明导向性，作为一种朴素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在没有发展大动荡的情况下，对于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现代化来说，可以说差强人意，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三次政治选择。但好景不长，袁世凯于1916年死亡，北洋军政时代，由于没有出现袁世凯式的新的政治强人，谁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中国就陷入了碎片化时代。
中国在清王朝崩溃与辛亥革命议会民主制失败，陷入一盘散沙状态以后，要再形成这样两个条件，中国可以说经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二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从1928年到1949年，这一段历史可以理解为国民党的第四次历史选择。这一体制有比袁世凯更强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资源来维护强人政治，但内部山头林立，又面临外部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挑战，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十分低下的政权，一旦进入中日战争的对决，它完全没有能力应对强大的挑战，完全没有能力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这个政权可以说几乎是被战争拖垮了。
真到1949年以后毛泽东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清亡以后，终于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具有号召力与合法性的新政权，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五次政治选择。虽然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整个两百年来中国进入碎片化以后陷入这个困境，他缔造了共和国摆脱了这个困境，毛泽东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建国后，中国在左的思潮干扰下，不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逻辑，不是走向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而是走上穷过渡的道路，最后还出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才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就是，他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所缔造的强大的共和国政治资源，并运用这种政治资源与权威，来搞改革开放，让中国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在强大政府的治理能力的引导下，把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势力与党内抵制市场经济改革的保守势力统统边缘化，在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与转型，并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起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以作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第六次政治选择。
历史的演变并非按照某种先定的大逻辑，大理论，它既不是古代圣人或智者的特意设计与发明，也不是人们按自己的道德理想进行的有意选择。历史就是人类在应对自身环境挑战过程中的不断适应过程与经验试错过程。
许多代的先人在面对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在面对种种矛盾压力的挑战时，在没有人能预知其结果的情况下，经过漫长的岁月，运用自己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与政治手段，找到了在纷乱中建立秩序的办法，形成了一些维持这些秩序的游戏规则，其中包括军事与超经济强制在内，这些规则与办法，合在一起，就成为制度。
国家就是用强力来维持这些制度的政治文化手段。都是这种政治文化手段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沿着这条思路来求索国家的起源与演进，追溯先人在困境中如何形成秩序的集体经验。
概括地说，历史不是人按意识形态理论概括出来的，而是人类在面对自身环境过程中的适应过程，是试错与尝试的结果。这一过程采取什么形式，决定于多种因素的结合，首先是人们当时可能运用的物质文明技术方法，前人留下来的传统政治资源，其次是人们当时的观念，这种观念制约着人们的选择范围，规范着人们行动的界限。
第三是选择的效果，它会让人们通过比较，再对原有的选择做出再修正，在可能的条件下追求成本、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这就是用常识理性来进行试错的过程。人们就在这种不自觉的行动选择过程中积淀下来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不断积淀下来，并成为新的传统，新的传统又作为下一代人们行动的界限。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理念，信仰、道德观都可能参与其中，但只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动机因素来起作用，它们只是历史运动中的一个方面要素，它们只有在与其他因素相互综合的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
▲萧功秦教授
陶飞亚：谢谢光启中心的邀请，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议。这么多朋友一起交流确实机会难得。现在大家经常讲学术史，研究生论文第一部分必做学术史梳理，做的不好还通不过。今天的会议也是一个学术史的会议，说不定将来也会写进哪位学生的学术史回顾里。纪霖兄的发言谈了最近他这些年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成果，是一种个人或者说自我的学术解说。刚才陈兼教授的发言是对纪霖兄学术倾向、方法或许还有出发点的评论。陈教授与纪霖兄相处久，相知深，学问路子也不尽相同，评论自然不同一般，成文后再来拜读。
我和纪霖兄的相识和诸位比要晚得多。最早听到纪霖兄大名，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一次聚会上，听《历史研究》当时的主编提到纪霖兄，称纪霖兄的文章写得好，会写文章，一晃是二十年多前的事情了。当时纪霖兄在上海，我在北方。1999年纪霖兄被香港《二十一世纪》的主编金观涛先生邀请到那份刊物当主编。我正好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经常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听学术报告，和纪霖兄见面就多了。
当年聊到的问题不少，现在除了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先生对《新青年》杂志中关键词研究印象比较深外，大部分记不住了。为学之外，纪霖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作为亲历者感念很深。
▲金观涛
这些年来我做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自己定义为研究“边缘的历史”，很惭愧看别人的东西不多。知道纪霖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但对他的领域并不是特别熟悉。这次拿到纪霖兄的三本书后，看了就放不下来。还到网上查看纪霖兄的介绍，看了他的微博和他粉丝的评论，还看了他的微信。
纪霖兄写得真多，加上这3本书，出版了20本专著，加上出版的编著还有十几本。纪霖兄的读者也真多，论文转载著作再版都不少。学术性著作印数到三万五千也是一个纪录了。刚才苏智良老师在介绍中说纪霖兄是上海史学界的大才子，是有书、有数为证的。
纪霖兄的三本大作中第一本《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从初版到今年正好30年。30年前的研究，至今读来还能感受到作者当年的文采斐扬和激情澎湃。纪霖兄在书中谈了多次史华慈和张灏对自己的影响。我觉得纪霖兄的写作路子或许与史景迁也有点神似。他对于黄炎培和张君劢其人其事的描述论说今天也依然着吸引读者，结论提出的问题也有一些结合中西哲学、社会学的分析，至今也有启发读者思考的魅力。
不过，纪霖兄结论中写的“一条永恒延伸着的困惑长链”似乎还可以长一些，或者再写新书把这个问题研究到底。因为1949年之后直到1965年去世，黄炎培身居高位仍有不少活动，而在纪霖兄多次提到的“立言”方面就少了许多。但新中国建立前离开大陆飘零海外不涉政治的张君劢，无权也无钱，也不要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钱，反而在著书立说方面大放异彩。
他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清理中国文化遗产，他的《新儒家思想史》成为当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开山之作。1958年他和唐君毅、牟宗山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成为儒学命运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转捩点，宣告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纪霖兄如果在这本书中把此后涉及到张君劢的言说在这里做个交代，作为读者究竟会“困惑”少一点还是生出更多的“困惑”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儒学在当下中国的风景，张君劢等与美国的亨廷顿一样是有点先见之明的。
▲黄炎培
第二本《民间与庙堂：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第三本《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前者分为四编，包括“人文精神”“当代知识分子”“后现代与现代性”及“启蒙”这四个与知识分子和思想相关性的主题，后者分为五个主题“俗世社会的内在紧张”“家国天下的关怀”“南北城市情”“港台文化风”及“一个非批评家的文化批评”。这些议题虽略有所知，已经在我做的“边缘历史”的有效知识背景之外了。
但六代知识分子之划分、魔都与帝都的议论生发，都是耳熟能详的。因此也感到纪霖兄从史学到时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共同议题，均能广泛地发表意见，并且能影响时下的看法，非博闻强记、才思敏捷、笔翰如流是难以做到的。正如陈兼教授刚刚谈过的，纪霖兄是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而且是带着感情在写作的，所以“坐而论道，起能述之以文”。现在许多高校纷纷建立智库，许多学者结合专业关心国事，就公共议题发声建言，影响社会与舆论。在走出学术界的圈子走向社会方面，纪霖兄等是开风气之先的。
另外，我常常认为，一个人的研究对象往往反过来会影响到研究者的思想和水平。记得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时，因为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研究义和团也是山大的强项。所以我做学生时也做过义和团研究。一天到晚读义和团的资料，用现在的话觉得有点蒙圈了。年轻不懂事，就和导师说研究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水平就至少达到他们那个水平，研究义和团就不一样了。
当年导师默然，师母对我有点批评。不过，我至今还觉得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当然这也有片面性，像周锡瑞教授研究义和团起源就是相反的例证。更有学友说，那研究原始社会的，还得研究成原始人了不成。
纪霖兄则是正面的例证：中学时的一枚文学青年长于写作，下乡时的图书馆员博览群书，研究对象知识分子思想产生的反哺作用都有影响。当然，最重要的，和他本人的学术向往和后来的苦读和勤勉都是分不开的。据说纪霖兄是戒看电视的，这没点意志力还真做不到。
回到纪霖兄刚才的发言。他说了历史研究四个W，即Who，What, When, Where，一个How，一个Why，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主题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这六个英文词看似简单，其实不容易。第一层面的四个W是求真的，假如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但其空间时间范围，其数量规模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第二层的How不确定性更多。第三层的Why与解释相关。这后两者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更与研究者的经历与主观的识见、思辨甚至体力精力都有关系的。
不过，单讲这些英文词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是问题已经确定之后的功夫。在这之外，也是选择（研究问题）先于努力。打通就是一种选择。打通这个词我最早是在上海史学会一次年会上，听葛兆光先生讲的。当时葛先生还讲了“从周边看中国”等观点。现在“打通”的说法已经过了时髦期、沉淀为学术常用词了。例如我们填报各种表格时，经常会用“打通”什么来表示一种创新。纪霖兄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打通的功夫。
▲葛兆光
第一是打通不同的学科。我看王希、姚平编的《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中，有不少大陆出去在美国读了博士当教授的，本科都非历史学出身。我在山东大学的导师之一、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泰斗级人物路遥先生本科是中文系的。这倒不是说想做历史的本科都不要读历史，而是说跨学科还真的有“只缘身在此山中”所没有的优势。当然他们也要花更多努力来熟悉历史的。
纪霖从小喜欢文学，本科受了政治学的训练，再转到史学。知识的结构、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有不同了。纪霖讲过自己恶补一些学科的知识，事实上就是今天上面大力提倡的终身学习。他的研究除了史学政治学，还热衷于文化研究、世俗化与宗教以及各种时评，这后面是有海量的知识储备的。
第二是打通古今中外的界限。纪霖研究的学术根据地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但看他这些年的研究，他是在努力地打通学术的界线。纪霖兄说自己是“狐狸”型的学者，其实在某些方面是长于“打通”的。他最近的研究“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中国南北文化”，从古代中国与中东、元蒙到明清，从游牧文明的西北高原、农耕文明中原和江南直到海洋文明的东南沿海，在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时空舞台上，探讨中华历史中各种文明的关系与此起彼伏的盛衰相替。
尽管他讲其中许多的细部还要深入研究，但习惯于以两个一级学科、八个二级学科、若干个三级学科来划分史学知识的人，这种打通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这些“打通”之上，或许还和纪霖兄从“大历史”观念看历史有联系的。众所周知，黄仁宇先生是倡导“大历史”的，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那本《中国大历史》读来很能发人深思的。当然，这只是“大历史”观的一种解释，还有更普遍的是把“大历史”看作是对历史的宏观研究。这或许还与近年来对“碎片化”的反思有关。
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个“碎片”的求真求解，归纳和综合的宏观研究的“大历史”也无从说起。但是通常像我们自己，习惯做的是微观，是“碎片”，最多也是“中观”的研究。原因之一是做“大历史”的难度。纪霖兄正在尝试在更宏观的视野中反观中国历史，这是有勇气的尝试，期待他在知识分子研究这块学术根据地外开辟新的空间。
英国新社会史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说过，历史学家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他说肯定是有主观原因的。纪霖兄的治史是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出发的。知识分子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我也赞成姜义华先生讲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是值得历史研究者的关注的。
我上山下乡在上海郊县当了多年的农民，对农村生活、对农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处境是有体会的。在座的诸位中我们这个年龄的都一样。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极其深刻变化。不仅是上海郊县的农民有了农保，我比较熟悉的山东威海地区农民的保障甚至更好。
我忽然想到纪霖兄对知识分子对启蒙的研究非常出色，假如他再来一次“打通”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研究，或者说做点农民的研究，说不定又会有风景这边独好的精彩。刚才提到，在他的视野中已经提到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是否农民正在走进他的视野？
▲陶飞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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